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7月，英國派榮赫鵬上校和駐錫金行政專員懷特率英軍約300人，經錫金北部侵入西藏崗巴宗，威脅說要同西藏地方當局在當地談判。

此時，西藏地方群情激憤，十三世達賴喇嘛抗英意志甚為堅決，多數藏政府官員及三大寺均反對與英國談判，強烈要求英國從崗巴宗撤走入侵軍隊。但是，被英國收買的噶倫夏紮班覺多吉為代表的少數官員，主張與英方議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在盛怒之下，將主和派的噶倫夏紮班覺多吉、噶倫雪康次丹旺秋、噶倫喇嘛強欽阿旺白桑、紮薩霍爾康索朗朵傑等四人革職罷官，並關押在羅布林卡審查。在達賴喇嘛領導下，西藏地方政府緊張動員並佈置藏軍、民兵前往後藏崗巴宗方向，抗禦英軍的入侵。

英軍盤踞崗巴宗數月，在附近偵察地形，將西藏地方當局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一方向時，榮赫鵬突然於10月率部撤出崗巴宗，退回錫金北部。接著，英國迅速向隆吐山以北調集3000兵力，由麥克唐納少將和榮赫鵬率領北進。榮赫鵬率先頭分隊於12月12日偷越則里拉山口，旋即經仁青崗、春丕等地，於21日進占帕裏，於1904年1月4日進占堆納。麥克唐納率大隊隨後跟進。

西藏地方政府緊急派遣主力藏軍千餘人，由代本拉丁色、朗賽林二人率領，趕赴堆納至多慶一線佈防，並動員、調集其他各部藏軍2000多人以及大批民兵分赴前線。

1904年3月初，英國侵略軍在堆納、多慶之間的曲米香果、骨魯等地與藏軍對峙。英軍揚言必欲前進，以同藏政府直接交涉，藏軍則強調英軍先退返錫金方能交涉。雙方僵持不下之際，英軍轉而施展陰謀，詭稱願與藏軍就地談判。噶廈指示前線藏軍可以同英軍談判，但若談判破裂，即按原計畫出擊。據此，拉丁色、朗賽林二代本通知英軍派代表來曲米香果談判。就在榮赫鵬等英方代表前來進行所謂“談判”之時，英軍偷偷包圍了隊形密集的藏軍，造成了有利於英軍而不利於藏軍的戰術態勢。榮赫鵬等人與拉丁色、朗賽林見面後聲稱：“既然要議和，為了表示誠意，我軍先將子彈退出槍膛，也要求貴軍指揮官下令將火槍的點火繩熄滅。”接著，榮赫鵬命英軍士兵將步槍子彈退出一發，但士兵們旋即推動槍栓將另一發子彈頂入槍膛。當時藏軍尚無步槍裝備，不了解步槍構造與子彈上膛過程，誤認為英軍槍膛內已無子彈。疏於警惕的藏軍指揮人員，遂依照英方要求，下令藏軍士兵熄滅了火槍的點火繩。其後，雙方談判進行約15分鐘時，一名英國軍官突然掏出手槍將拉丁色、朗賽林等西藏談判代表數人擊倒在地。大隊英軍的槍炮隨即猛烈開火。藏軍因點火繩熄滅而無法還擊，數分鐘內即被英軍射殺500多人，西藏談判代表數人亦被殺害。藏軍餘部奮勇同英軍展開肉搏，雖斃傷敵一部，但武器裝備、作戰指揮落後，與敵人懸殊甚大，因而失利。總計藏軍在此戰中損失千餘人，僅逃出380餘人。藏胞的鮮血，一時將曲米香果的泉水浸染成紅色。

曲米香果失陷後，英國侵略軍繼續北進，沿途焚燒寺廟，搶掠藏胞群眾財物，無惡不作。此時，藏軍及僧兵、民兵共4000餘人，在康馬與少崗之間的雜昌谷地，利用險要地形，阻擊英軍。4月9日，英軍先遣小分隊騎兵30餘人進入雜昌谷地，被藏軍、民兵以土槍、土炮、滾木、飛蝗石等全殲。英軍後續部隊趕到，以火炮、機槍轟射藏軍、民兵，激戰一天，英軍傷亡280餘人，藏方傷亡150餘人。藏軍、民兵未能擋住英軍前進。

4月11日，英軍進到江孜，留榮赫鵬500人駐江孜的江洛、帕拉等村，麥克唐納率大隊人馬返回亞東，以緩解其補給供應的困難。接著，英軍在亞東至江孜沿線設置兵站， 建成臨時後勤補給線。5月上旬，江孜英軍派出360多人襲擊通往浪卡子方向的卡惹拉藏軍陣地。此時，駐江孜英軍僅130餘人，在千餘藏軍夜襲帕拉村的戰鬥中，榮赫鵬險些喪命。由於從卡惹拉返回的英軍趕到，才又穩住陣腳。5月26日，英軍增援部隊一部從亞東趕到江孜後，重占了帕拉村。

此時，西藏地方政府陸續調集藏軍、僧兵、民兵約16000人，不斷增兵江孜方向，以掌握土炮、藏槍等技術的部隊加強江孜防務。藏軍總指揮噶倫宇妥帶兵一部駐尼木之亞德；以藏軍一部置於日喀則、仁布一線，以藏軍一部置於浪卡子一帶，作為第二道防線；以敏林巴代本等人率民兵一部經浪卡子、熱隆出康馬，以襲擾英軍後勤供應線。

6月上旬，榮赫鵬從江孜返回亞東，與麥克唐納等謀劃進兵拉薩、迫降藏政府等要事。為此，英印政府再度增調兵力，由麥克唐納、榮赫鵬率領，於6月下旬疾馳江孜。

此時，敏林巴代本所率工布等地的民兵，進占江孜、少崗間之南尼寺，對英軍後勤補給線構成嚴重威脅。工布民兵在康馬、少崗之間巧妙設伏，殲滅了二三十名英軍。為報復，並保障其補給運輸之暢通，英軍分別自少崗和江洛兩地出動，從南、北兩面進攻南尼寺。西藏民兵冒著英軍優勢火力，勇敢迎戰，與轟破圍牆、沖入寺內的英軍展開肉搏。英勇的工布地區民兵首領阿達尼瑪紮巴兄弟二人和康區民兵多朵布等，刀劈英國軍官雜尼薩海，共殲故120餘名，阿達尼瑪紮巴兄弟、多朵布以及眾多的民兵也壯烈犧牲，鮮血淌滿南尼寺的石階梯下。

至今，阿達尼瑪紮巴的家鄉–西藏自治區林芝縣覺木鄉，每逢藏曆10月1日（阿達尼瑪紮巴出征之日），藏胞都要舉行跑馬、射箭等活動，悼念為抗英而捐軀的英雄兄弟二人。

在英軍的優勢火力下，西藏民兵終因傷亡過大而撤出南尼寺。英軍攻佔南尼寺後，搶走了寺內的所有文物和財產，縱火焚燒了寺院。

英軍增援部隊與原駐江孜部隊會師，迅速控制了年楚河以南地區。在向江孜市區發起進攻之前，為了切斷江孜與日喀則間的聯繫，英軍集中一部兵力攻佔了江孜西北方向的紫金寺。寺內珍藏的鍍金佛像千餘尊、大批緞繡佛像、《甘珠爾》大藏經等貴重文物並金、銀、銅器等，被英軍洗劫一空。

攻佔紫金寺後，英軍從東、南、西北三麵包圍了江孜，並切斷了江孜宗山的水源，準備集中兵力進攻市區。

此時，十三世達賴派噶倫宇妥等於7月1日到江孜與榮赫鵬會談。榮赫鵬提出限藏軍在7月5日撤出江孜，遭到西藏方面拒絕。英軍遂於5日正午開始向江孜城區發起總攻。艾灸燃烧时产生的热量。

第一首詩是詩人贈別一位相好的歌妓的，從同題另一首（“多情卻似總無情”）看，彼此感情相當深摯。不過那一首詩重在“惜別”，這一首卻重在讚頌對方的美麗，引起惜別之意。第一句就形容了一番：“娉娉嫋嫋”是身姿輕盈美好的樣子，“十三餘”則是女子的芳齡。七個字中既無一個人稱，也不沾一個名詞，卻能給讀者完整、鮮明生動的印象，使人如目睹那美麗的倩影。其效果不下於“翩若驚鴻，宛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曹植《洛神賦》）那樣具體的描寫。全詩正面描述女子美麗的只這一句。就這一句還避實就虛，其造句真算得空靈入妙。第二句不再寫女子，轉而寫春花，是將花比女子。“豆蔻”產於南方，其花成穗時，嫩葉卷之而生，穗頭深紅，葉漸展開，花漸放出，顏色稍淡。南方人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胎花”，常用來比喻處女。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這種“含胎花”，用來比喻“十三餘”的小歌女，是形象優美而又貼切的。而花在枝“梢頭”，隨風顫嫋者，當尤為可愛。所以“豆蔻梢頭”又暗自照應了“娉娉嫋嫋”四字。這裏的比喻不僅語新，而且十分精妙，又似信手拈來，寫出人似花美，花因人豔，說它新穎獨到是不過分的。一切“如花似玉”、“傾國傾城”之類比喻形容，在這樣的詩句面前都會黯然失色。而杜牧寫到這裏，似乎還是一個開始，他的才情尚未發揮盡致。

當時詩人正要離開揚州，“贈別”的對象就是他在幕僚失意生活中結識的一位揚州的歌妓。所以第三句寫到“揚州路”。唐代的揚州經濟文化繁榮，時有“揚一益（成都）二”之稱。“春風”句意興酣暢，渲染出大都會富麗豪華氣派，使人如睹十裏長街，車水馬龍，花枝招展。這裏歌臺舞榭密集，美女如雲。“珠簾”是歌樓房櫳設置，“卷上珠簾”則看得見“高樓紅袖”。而揚州路上不知有多少珠簾，所有簾下不知有多少紅衣翠袖的美人，但“卷上珠簾總不如”。不如誰，誰不如，詩中都未明說，含吐不露。這裏“卷上珠簾”四字用得很不平常，它不但使“總不如”的結論更形象，更有說服力；而且將揚州珠光寶氣的繁華氣象一併傳出。詩用壓低揚州所有美人來突出一人之美，有眾星拱月的效果。《升庵詩話》雲：“書生作文，務強此而弱彼，謂之‘尊題’。”杜牧此處的修辭就是“尊題格”。但由於前兩句美妙的比喻，這裏“強此弱彼”的寫法顯得自然入妙。

杜牧此詩，從意中人寫到花，從花寫到春城鬧市，從鬧市寫到美人，最後又烘托出意中人。二十八字揮灑自如，遊刃有餘，真俊爽輕利之至。別情人不用一個“你（君、卿）”字；讚美人不用一個“女”字；甚至沒有一個“花”字、“美”字，“不著一字”而能“盡得風流”。語言空靈清妙，貴有個性。

齊、梁之際的江淹曾經把離別的感情概括為“黯然銷魂”四字。但這種感情的表現，卻因人因事的不同而千差萬別，這種感情本身，也不是“悲”、“愁”二字所能了得。杜牧此詩不用“悲”、“愁”等字，卻寫得坦率、真摯，道出了離別時的真情實感。

詩人同所愛不忍分別，又不得不分別，感情是千頭萬緒的。“多情卻似總無情”，明明多情，偏從“無情”著筆，著一“總”字，又加強了語氣，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詩人愛得太深、太多情，以至使他覺得，無論用怎樣的方法，都不足以表現出內心的多情。別筵上，淒然相對，像是彼此無情似的。越是多情，越顯得無情，這種情人離別時最真切的感受，詩人把它寫出來了。“唯覺樽前笑不成”，要寫離別的悲苦，他又從“笑”字入手。一個“唯”字表明，詩人是多麼想面對情人，舉樽道別，強顏歡笑，使所愛歡欣。但因為感傷離別，卻擠不出一絲笑容來。想笑是由於“多情”，“笑不成”是由於太多情，不忍離別而事與願違。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態描寫，把詩人內心的真實感受，說得委婉盡致，極有情味。

題為“贈別”，當然是要表現人的惜別之情。然而詩人又撇開自己，去寫告別宴上那燃燒的蠟燭，借物抒情。詩人帶著極度感傷的心情去看周圍的世界，於是眼中的一切也就都帶上了感傷色彩。這就是劉勰所說的：“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文心雕龍·物色》）。“蠟燭”本是有燭芯的，所以說“蠟燭有心”；而在詩人的眼裏燭芯卻變成了“惜別”之心，把蠟燭擬人化了。在詩人的眼裏，它那徹夜流溢的燭淚，就是在為男女主人的離別而傷心了。“替人垂淚到天明”，“替人”二字，使意思更深一層。“到天明”又點出了告別宴飲時間之長，這也是詩人不忍分離的一種表現。

詩人用精煉流暢、清爽俊逸的語言，表達了悱惻纏綿的情思，風流蘊藉，意境深遠，餘韻不盡。就詩而論，表現的感情還是很深沉、很真摯的。杜牧為人剛直有節，敢論列大事，卻也不拘小節，好歌舞，風情頗張，此詩亦可見此意。艾灸燃烧时产生的热量。

以“固本思源”為喻，說明“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重要性。
開篇並沒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內容，而是以生動形象的比喻打開話題。“臣聞”的口氣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從正面說，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題：“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三個排比句，兩個作比喻，一個明事理，淺顯易懂，不容置疑。再從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這樣就加重了強調意味。反問的一句，差不多帶有“挑釁”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處。接著，進一步明確指出，“人君”地位高，責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要想國家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塞源而欲流長”一樣荒誕。這一段的結尾，照應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與“水”的比喻。
總結歷史經驗，並從創業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論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終者蓋寡。”開頭幾句，寥寥數語，就概括了歷代君主能創業不能守成的普遍規律，這雖說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國之安”，就必須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來，作者以“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設問，引出更為具體的分析論證，指出“殷憂”與“得志”的不同心態：殷憂，則竭誠待人；得志，則縱情傲物。而“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對人的態度不同，其結果反差強烈，這說明能否恭儉下人是事業成敗的關鍵。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動用嚴刑也無濟於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這裏借鑒古人的論述，將君和民的關係比作水與舟的關係，發人深省。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體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內容是正己安人，但具體又有所側重。“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這兩條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等；“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這兩條是戒驕戒躁，勸皇帝要恪守職分，不驕不躁，虛懷若谷，從諫如流；“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是勸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是勸皇帝勤勉政事，處置謹慎，不要怠惰；“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是說“兼聽則明”，放低身段，多聽取臣下的意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是說“偏聽則暗”，自己有傾向直臣，罷黜小人；“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是說賞罰要按國家尺度實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頗。“十思”就是十條勸戒，語語坦誠，字字驚心。文章最後從正面論述做到“十思”的好處，描繪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從用人，納諫，賞罰，多方來講、其中提到的“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即“用人”“納諫”策略，實際上成為初唐的治國方略，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給我們哪些寫作的啟示呢？
一是陳述意見的針對性。這奏疏是給皇帝看的，是用來勸諫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陳述的內容無一不針對帝王的易犯病，又無一不為“垂拱而治”的封建統治著想，使唐太宗樂於接受。二是思考問題的全面性。這“十思”的內容涉及到與帝王冶國興邦有關的十個問題。從生活到政治，從人個欲望以品德修養，凡存在的主要問題作者全都考慮到。不但指出問題，而且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費苦心。三是安排條款的序列性。“見可欲”“將有作”“念高危”“懼滿溢”“樂盤遊”“憂懈怠”“慮雍蔽”“懼讒邪”“恩所及”，排列井井有條，多而不亂。四是語言表達的齊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構成排比，一氣呵成，形成齊整，氣勢磅礴。顯然，這篇古代佳作給我們帶來很多有益的寫作啟發。
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即使用嚴酷的刑罰督責人們，用威風怒氣恫嚇人們，結果只能使人們圖求苟且以免於刑罰，卻不會懷念國君的恩德，表面上態度恭敬，可是心裏並不服氣。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樣，可以載船，也可以翻船，這是應該特別謹慎的。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 想要樹木生長，一定要是它的根系牢固；想要河流長遠，一定要疏通它的源頭；想要國家安定，一定要多聚積道德仁義。艾灸燃烧时产生的热量。